周月林，原籍浙江鄞县，1906年出生在上海，1922年被党组织派在苏联海参崴党校学习。第三年，周月林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共产党人梁柏台结为伉俪。1931年9月，夫妻俩奉命回国，来到中央苏区首府所在地瑞金。年底，梁柏台委任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司法人民委员，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任司法部长。中央苏区烽火连天的战斗生活，也把周月林锻炼得更加成熟了。1932年，她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。后来又担任了妇女部长。

1934年2月，周月林和梁柏台这对“夫妻部长”，同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。周月林还与毛泽东等17人被选为中央主席团成员，是主席团中惟一的女性。1934年10月初，中革军委在获知蒋介石于庐山制定了50万大军四面合击的“铁桶计划”后，决定及早跳出敌人的重围。梁柏台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，留下来协助项英、陈毅的工作。周月林也随丈夫留了下来。主力红军前脚离开中央苏区，50万人马的敌军就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腹地推进，占据了各个城镇和所有的交通要道，实行残酷至极的军事“围剿”和政治“清乡”。中央分局、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留下来的16000余人，被敌人层层围困在于都县西南部与瑞金交界的百里不到的山区中，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。1935年2月上旬，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考虑到了几个“特殊”人物的安危，首先是瞿秋白患肺病已久，近来病情有所恶化，需要从速离开苏区转往香港治疗；另一位是何叔衡，年及六旬，身板不是那么硬朗，应该从速转移出去。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警卫排，护送同行的还有，已经怀孕的项英之妻张亮。考虑到周月林从小在上海长大，熟悉地下工作，也一道前去香港。8天之后，这支小队伍到达预定中的第一个目的地——长汀县四都，在汤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，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。行至距水口镇10里的梅坑时，被敌人发现包围。继何叔衡牺牲、邓子恢突走之后，瞿秋白与周月林、张亮同时被俘，被押到水田镇，几天后又解到上杭县国民党保安团第十四团团部。3月9日，瞿秋白以“林祺祥”的名字写信寄往上海，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、杨之华，要他们设法营救。当时上杭县城有个姓赵的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，看中了张亮的人品，也不嫌她怀有身孕欲娶为妻室，便花钱将张亮保释出来。周月林也逢上了一个机会，因她自供给红军当过护士，恰好有一个李营长的妻子将要分娩，周便被保释出去当护理产妇。想不到的是两个月后，就在4月20日左右，她们又同时被敌人抓到上杭监狱，不几天转押到龙岩，关在日夜有兵看守的小号房里。直到审讯的时候她们才猝然得知，敌人已发现了瞿秋白的身份，将他转押长汀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部了。1938年5月的一天，周月林得到通知，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。出狱的周月林决定先到浙江新昌去。到了新昌，家乡的人也不知道梁柏台的下落。周月林想不到的是，梁柏台在1935年3月4日的突围战斗中，因左臂被子弹打断而藏身草丛，后被敌人警犬发现落入敌手。敌人在知悉了他的重要身份后，将这个红色司法的开拓者杀害。周月林又从新昌来到上海，期待能在上海找到党的组织。可是过去的老关系早已中断，茫茫人海中她无法寻觅，成了离条之枝，脱线之珠。迫于生计，周月林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。解放之后，周月林从报纸上看到担任新中国、上海市要职的领导人当中，老上级、老战友的名字频频可见，很想去找他们。可是她想到自己离开党组织、离开革命队伍11年了，这11年来的苦难经历，怎能说得清楚？有谁来为自己作证？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，她没有去找当年的上级陈毅、自己的战友邓颖超、李坚贞等人。她所在的街道成立居委会时，因她平时热心待人和对街道纠纷的公正调解，被选为居委会干部。周月林过着平凡生活之际，命运在她意想不到的时候洞开了厄难临头的大门，1955年8月24日，上海市公安局的侦察员将一副锃亮的手铐戴到了她的手上，罪名是“出卖瞿秋白。”在山西省的一个劳改农场，周月林一服刑就是二十多年。1979年8月，周月林在农场提出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并不抱以很大希望的申诉。毕竟涉及到出卖瞿秋白这样的重大事件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核查。结果，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，发现了“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，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”的报道。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，形成了瞿秋白被何人出卖的有力证据，足以推翻原来的“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”之说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以上新发现的资料极为重视，予以严肃复查。至此，事件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：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是万永诚的妻子，再一个就是郑大鹏。1979年11月15日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，予以无罪释放。1980年3月，山西省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平反政策，按1925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了离休手续，并请她考虑安置地点。当时，组织上要给她定14级级别，她坚持要了更低的17级。1983年10月15日，周月林在新昌人民的热烈欢迎下，踏上丈夫梁柏台的家乡那块使她情思难断的土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