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银盘似的月亮，如天灯挂在树梢，很大很亮。月光投在地上，像蒙了一层翳，那字迹却不甚明显。

她点燃一根篾子火，插在地上，地上的字迹一下子清晰起来。火光摇曳，“黄长娇”三个字，歪歪扭扭，伸胳膊缩腿，像在跳舞。

“毛主席说：这是我的名字，写好了，就能当红色的‘小知识份子’。写不好，就永远是睁眼瞎。”

她握着一根小棍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一笔一划，又拙笨地在地上画。画得那么专注，那么投入，满心要当个红色“小知”的劲头，势不可挡。

说来，真是毛泽东主席，一笔一划教她写字，鼓励她学文化，当个红色的“小知识分子”。

可别小看黄长娇，虽然才23岁，却身居要职。不久前，她出席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，并当选为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，兼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。

普通人眼里，黄长娇，一个年少的靓妹子，当了大官哩！

二

黄长娇，是作为江西省工人代表的身份，参加“二苏大”。

严格说，她一天也没有进过工厂做工。不过，她确实又是自小打工，这种“打工”的苦，与那种“做工”的苦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1911年，她出生在赣县田村，一户雇农的茅棚里。家里没有一寸土地，父母靠为地主铲茶山，做长工糊口。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口，黄长娇从小就抱养出去，给一户姓林的人家做童养媳。

婆家也苦不堪言，13岁，让她到地主家打工。洗衣、做饭，干了3年，只糊了一张嘴，没有得到半分工钱。

16岁的黄长娇长得高高大大，觉得继续给地主白干划不来，就跟着父亲回家。

田村是个大镇，主产稻米，但河流较小，交通不便，粮食运出，食盐、日用品运入，全靠肩挑手提。农闲时，许多农民就出来挑担，用脚力换点盐钱，天长日久，镇子里就有了一帮专业挑夫。

挑担虽苦，但一天能赚几毛钱，是作田收入的10倍。反正做什么都脱不了苦，人生就是吃苦的，黄长娇一咬牙，干起了挑夫。天下大苦，赚钱的事，再苦再累，也有人愿干，挑肩担的人愈来愈多，脚力钱下跌，市面物价却上涨。为了活命，她还是整日整月去挑。

3年挑担，历尽坎坷，她吃尽苦头，也增长了不少见识。

担重、肩痛、路远，过了一山又一山，无边的山岭无边的苦难。那么长的路，挑夫们就爱说些下流话打发时间。一个妹子夹在众挑夫间，十分惹眼。她总是埋头疾走，有时整天一言不发。毕竟肩膀还嫩，有时跟不上阵。这时，就有一位姓赖的大哥，有意无意停下脚，在不远处等她。

原来，大革命失败后，共产党员逃避乡村，隐蔽活动。挑夫中，也混有共产党员，赖大哥就是一个。在长途中奔波、跋涉中，他常找人聊天，困难时帮人一把，团结了不少人，建立了地下党组织。

1928年，黄长娇加入了少年共产主义青年团，生活中有了信仰，不显山不露水，秘密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。

1929年，红军来到了赣县。共产党领导群众打士豪，分田地，她一家分到了土地，伸直了腰杆。

红军天天开会，宣传革命道理。当时她19岁，3年的挑担生活，走南闯北，添了不少胆。地下党团组织公开身份，带领群众造反，她同男人一起，打士豪分田地。呼呼喊喊，劲头十足！

没有文化，道理懂得不多。但黄长娇爱说，懂一点就到处去说，影响也不小。

乡里人胆小，被长期的苦难浸得木呆呆，特别缺少敢出头，爱宣传的妇女干部。很快，黄长娇调到江西省妇委工作。

江西省妇女部长蔡畅，待人和蔼，平易近人，特别善于在实践中培养干部。黄长娇奉调不久，进步很快，入了党。介绍人是李富春、蔡畅。

1933年3月间，黄长娇调到江西省总工会，担任了女工部长。这年冬天，她出席了全省职工代表大会，这次大会的目的之一，就是筹备召开全国职工代表大会，黄长娇又当选为代表，出席了全国职工代表大会。翌年1月，她以江西省工人代表的身份，出席“二苏大”。“二苏大”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 人，妇女委员不到10人，她则是其中之一。

“二苏大”，是在沙洲坝新茶亭，新建的中央大礼堂召开，会后，黄长娇兼了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，就留在工农检察委员会工作。

检察委员会办公地，就设在沙洲坝的新茶亭，距离苏维埃中央的住地很近，工作、生活在一起。各部门人员，来来往往，日日与共和国的首脑们见面。不久，黄长娇熟识了毛泽东。那时，毛泽东大权旁落，已失去对红军的指挥权，专职从事政府工作，对人态度特别和蔼。

工农检察委员会的主席是项英，主要工作是检察、处理各地的案子。有一次，委员会里派黄长娇、朱招娣二人去于都县巡视。临行前一天，她去办事，又见到了毛泽东，毛泽东便前来与她握手，听说黄长娇要去于都巡视，热情地招呼她到自己办公室坐一坐。得知她是第一次去于都，第一次巡视，便主动地介绍于都县的一些情况，详细地交待工作方法。

“去以前，把要办的事记在一个本子上，分清主次前后，一样一样办好，办的过程中，遇到什么情况，存在什么问题，也要记在本子上，回来就能一样一样汇报，不至于遗漏什么。时间久了，本子上记的东西多了，也可以找到工作中的规律性……”

说了许久，见黄长娇坐着发痴，他就问：“怎么样，小黄，有什么困难呀？”

“我是穷苦出身，从小当挑夫，只认得扁担，不认得字。”黄长娇说：“我们田村，都是地主家的人才学文化。贫雇农民都不学文化。”

“二苏大”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 人，都是资深的老革命，绝大部份文化很高，有许多还到国外留学。真正一字不识，也许仅黄长娇一个。

毛泽东笑了：“没有文化，就要学嘛！地主学文化是为了剥削，穷人学文化是为了革命，文化越高越好，要争取做个红色知识份子……”

“红色知识分子？”黄长娇说：“我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，还能学什么呢？”

“不要紧，我们的工农干部，大部分都没有文化或者文化不高。只要有决心，有恒心，就能学得到文化。你就从写自己的名字开始吧！”说着，他从桌上拿过一张纸和一支毛笔，一笔一划，端端正正地写给她看。“黄长娇”三个字就摆在了她面前。

“这就是你的名字。”毛泽东把纸递给她。

黄长娇左看右看，觉得很有意思，兴趣高潮，赶紧把纸张收起来，连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，我今天回去，就开始学写字。不懂的字，我就来问你。”

毛泽东很高兴，握着她的手说：“学文化，不要不好意思，学好文化，要做到两条：一要多问，二要不怕条件差。现在条件差点，将来就会好的……”

揣着自己的名字，黄长娇很高兴，平生第一次对一张纸有了感情。不时掏出来看一看，看着看着，就拿根树枝在地上比划。却总得划得不直，不象。这时，旁边探出个人头来，是检察部的同事朱招娣。她探了一会儿，莫名其妙地说：“黄长娇，你老在地上，写你的名字干什么？”

黄长娇一听，乐得跳起来：“啊，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。”

一晃数月，黄长娇从于都回到瑞金，已是初夏6月。她连忙跑到毛泽东办公室，演示自己的识字成果。几个月来，她不但会写自己的名字，而且还会写“毛泽东”、“红色知识份子”、“苏维埃”、“工农检察部”、“中央人民政府”等。黄长娇还汇报了几个月中，奔走于赣县、兴国、于都等地农村，在于都检察一桩贪污案的情况。

毛泽东仔细地听着，然后说：“你们经常做巡视工作，一要态度好，二要方法对头，多发动群众。群众发动起来，什么事情都好办。你们到基层不光是去处理群众控告的案件，还可以顺便了解土地法、劳动法、婚姻法等各种法令执行情况。”

谈完了话，毛泽东一直把黄长娇送出院子外面，院外一棵巨大的古樟，有几匹马低着头在吃草。毛泽东说：“你一个女同志经常下乡，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，应该配一匹马，我来帮你说说。”

说说也就是说说，配马的事，黄长娇没在意。

过了不久，她与同事邓兴国结了婚。邓兴国是兴国人，也是中央政府工作人员。婚礼进行得既隆重又简单，在新茶亭的中央大礼堂搞了个茶话会，毛泽东、项英等许多中央政府的领导人，都来参加，说了些祝贺的话。

那时结婚，没有什么度蜜月，第二天去下乡，没想到，管理处的人叫她去领马，毛泽东说话算数，果然拨了一匹马来给她。

下乡回来，又是几月，到处的苏维埃政府都行色匆匆，一副撤退的架势。

前线形势不好，红军准备大转移了。中央检察委员会的主席项英，决定留下来领导苏区的对敌战争。他曾征求黄长娇的去留意见，她立即要求随主力红军走，那时，大家都想随主力转移。

红军一批一批出发了。

因为黄长娇身体好，当过挑夫，善挑善走，正合适长征，上级决定让她随卫生部队行动，路上可挑可扛，帮医师帮护士都行，有什么干什么。出发头一天，她高兴地去检查身体，回来后，立即收拾好行装。第二天，分到各部门的同志陆续走光了，剩余她一人在地上画字，一边等人来通知，左等右等等不来人，正等得心急火燎时，有个同志小跑着赶来。

黄长娇将木棍一扔，背上背包，迎了上去：“快走吧，我等半天了，队伍是不是早都出发了？”

那人却说：“黄长娇，领导喊你不要去了。”

“做什么不要我去？”黄长娇十分惊奇。

“说是你怀了孕，已经3个月了。”

三

“轰--”头上如同炸了个响雷，黄长娇顿时呆若木鸡。

沙洲坝四周静悄悄，没有一个人，所有的机关人员，几天前都撤光了。留下坚持地方斗争的中央分局，早已转移，不知去向。

许久，她才醒悟：丈夫随红军主力走了，不知道自己怀孕，更不知道自己留下。

事情突然，上级领导，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跑光了。既没对自己的留下作个安排指示，也没有交待与地方组织如何联系。

枪炮声，雷阵般在远方响起，白军的队伍，正迅速向瑞金推进。

再不走，只能是坐以待毙。走，又往哪里走呢？！

前一段生命突然刹车，蒙胧中，她痛苦地明白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。清醒后，心中似有不甘，却更感到无可奈何，徒劳无益。多少年来，她在心中拒绝平庸，现在却极为清醒、深切地意识到：平庸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事。平庸的生活也是真正的生活，平庸的生命也是真正的生命。这生命进行着又消逝着，并不留下最后的痕迹。

她拎着背包，背包里没有一分钱，只有几双草鞋，是给红军打的，只好自己穿上，赶往邻近的部队驻地，希望能遇上还没离去的队伍。可是，瑞金变成了“真空”，所有部队，无影无踪。院子门口，倒是坐着两个女同志，一问，也是临时留下的。其中一人怀抱小孩，还带着个保姆。

怎么办？三人面面相觑。走，肯定要走。

去哪里？去找留下的红军。去哪里找？武夷山。

三个人都知道，武夷山脉有地方红军，但是，武夷山脉那么大，横跨两省，怎么找呢？商量的结果，是向瑞金与福建长汀的交界地寻找。

白军已经占领瑞金，白色恐怖四处笼罩。几个邂逅的女人，装扮成走娘家的样子，凭着一颗信念，懵懵懂懂，向武夷山撞去。

方向是清楚，但谁也不认识路，她们进入错综复杂的山道。逶迤连绵的武夷山，山高峰峻，古木参天。为了躲避敌人，几个女人白天不敢走，晚上走，大路不敢走走小路，走着走着，无路可走，攀着树枝藤葛往山上爬。山道有时在高耸的岩石形成窄小的峡谷中蜿蜒，有时穿过连土匪和樵夫都足迹罕至的崎岖陡峭的山谷，时而看见一群猴子警戒地呼喊着。黄长娇过去挑担时熟悉猴子，就作猴鸣，一答一问，很聊得来。

渴了喝山泉，饿了吃野果，象猴子一样生活，没有野果就干饿着。因为不认识路，也无所谓迷路不迷路。走得实在走不动，就地歇息，白日一看：吓一跳，大家竟然睡在一座孤峰悬崖旁，白云悠悠，一不小心摔下去，粉身碎骨。找来找去，无路可走，没有下山的路。从原路退回，试了几次，谁都不敢走。偏偏那小孩又屙了一泡屎，臭气薰天。捱到晚上，山岚漫上来，月亮白蒙蒙，看不清危险，她们才一个个原路下山。

没头没脑，转了几天，大家的体力，在无形的拼搏中消耗光了。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，躺在地上出大气。一阵樵歌传来，黄长娇挣扎着爬起，向樵夫问路。

数日猛走，她们已经到达福建省长汀县境。战争的消息不少，不过，这边没听说什么红军，倒是听说：有一个还乡团大刀会，正张着网捕人。凡是没有路条、证明者，格杀勿论，当然，对付女人，大刀会还有更加残酷、卑鄙下流的办法。

三个女人听见，惊出一身虚汗，赶紧扭头，跌跌爬爬往回走。

数日后，回到了瑞金县武阳区江下村，她们听着远方的枪声直打颤。没有主见，没有核心的团体只会添乱。三个女人一合计：这么乱闯也不行，目标太大，还是分散行动吧。三人分手，各奔西东，永无再见。

去哪里呢？

黄长娇坐下来静思，往日的辉煌恍若隔世。离开了政权，自己什么也不是。家也不能回，回去干什么，自己什么也不会，还挑担子 ？担子也挑不成了，家里还积着一堆仇恨，地主富农会要自己的命。无路可走，还得找红军。听说，白竹寨那边还是红区，黄长娇晓居夜行往那边赶。四、五天后，来到白竹寨一看。嘿，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。不但游击队在此，特委书记赖昌祚，以及瑞金县委会也在这里。

许多都是熟人，她向地方党汇报情况后，县委任命她担任白竹寨区委书记。不久，体内的扰乱频频，妊娠反映，精力不足，她的眼皮老是往下沉，容易耽误工作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县委又将她改任区委组织部长，率领一支游击队与敌人周旋。

很快，白竹寨成为了白军的“清剿”重点。

几万白军上山，把安海乡几百里绵延的大山围住，开始拉网式地清剿游击队。

白军虽有几万，在苍苍茫茫的大山林里，又算得了什么！围剿了一段时间，徒劳无益，白军遂改变战术为：围困和突袭。

围困--是较毒辣的一招。游击队在大山里，断绝粮食一个多月后，连四周山地的野菜，以及能吃的树叶都吃光了，只得派人到别的山谷去采野菜、树叶。野菜、树叶很难吃，吃后肚子又胀又痛，脸庞浮肿，脸色发黄发青，然后就发病，病人日愈多，病情日愈重，战斗力日愈下降。

突袭--时有盲目性，但因为是以逸待劳，且有大概的方向，却也给游击队造成诸多麻烦。有一次，白军进入大山，发现对面的山岭似乎有炊烟，就用机枪扫射、并发射炮弹。枪炮弹不断地飞溅，游击队隐居的溪畔、崖洞，四周常常传来爆炸，有的流弹在头顶呼啸，有的在一旁爆炸，弹片及溅起的石片落在身边，造成威胁。敌人白天射击，晚上则放火烧山。火借风势，四下蔓延，顿时，游击队藏身之处变成了火焰山，大火把溪水都烧得发烫。病人被烧在地上乱爬乱抓，嗷嗷乱叫，大火烧了一天一夜，游击队员们一个个乌头垢面，精神十分低落。

白军的围困和突袭，逐渐奏效。

区委书记邱许堂开始动摇，觉得长期下去一定会苦死。游击队中引发争论，邱许堂等一部分人，为了强调理由，用了当时流行的说法：我们象这样拖下去，壮的会拖瘦，瘦的会拖病，病的会拖死。大敌当前，在山上硬拼只有死路一条，下山是为了分散目标，保存革命实力，是为了长远的利益。

黄长娇等人坚决反对下山，认为：此时盲目下山，就是对革命丧失信心，就是投降、叛变。

争论不休，各执一词。结果，游击队一分为二，大部分人随邱许堂下山。黄长娇带着另一部分人，立即转移，突破敌人的包围圈。

不久，邱许堂等人果然投敌自首。

白军通过叛变者的供词，掌握了游击队的情况后，派出几支精锐部队，天天盯着游击队，前堵后打，把游击队搞得七零八散，黄长娇身边只剩下3个人。

经过这一段折腾，吃没吃，喝没喝，黄长娇的身体更加虚弱。那天，行走时冷汗淋淋，头昏目眩，巴不得能坐下休息一会，好不容易捱到休息，她身体软若无骨，倒在地上难以支撑起来。

这时，敌人的枪声响了，她又领着队员们奔走。走着走着，肚子一阵剧痛，眼睛一黑，她跌倒在地。同志们便抬着她走，她苏醒后，立即摔脱同志们的手，说：“你们快走吧，不要管我。”

“我们不能丢下你不管，”他们说：“要死，也死在一起。”

“为我一个人死，有什么价值呢！”黄长娇急得嚷嚷：“我代表党，命令你们快走！”那几人终于流着热泪撤离了。

枪声越响越近，隐隐传来白军的吆喝。黄长娇四面观察了一下地形，身旁有一条小溪，就顺势往小溪里一滚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溪畔竟有一个岩洞，她缩身往岩洞里一挤，肚子一阵剧痛又昏了过去。

被一阵枪声搅醒，白军就站在她头顶上不远处，一边乱咋呼，一边向四下开枪射击，子弹嗖嗖地落下来。折腾了一个多小时，白军又咋咋呼呼收兵，回营交差去了。

暮色降临，又饥又渴的黄长娇，拽了一把树叶塞入口里，却咽不下去，挣扎着爬到溪边喝了一肚子水。这时，北风呼号，她鹑衣百结的衣服早已浸湿，在北风中像流苏般飘荡，一丝一丝，抽走了身上的所有热量。她真想那么躺着不要起来。

肚子里的孩子拳打脚踢，又在抗议了。顽强的求生欲，催促她继续爬行。上路了，沿着同志们走去的路爬行。不知道从哪里来，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但却要爬行，爬行才有希望。

上山、下山、又上山。

有一个生命在呐喊，在催促，这就由不得黄长娇不前行，衰竭之中的黄长娇，会顿生一股力量。

第6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她爬上了一座高高的山峰。呼哧呼哧，吃了一肚子树叶、野菜，吃得难受极了。靠着一块岩石四处眺望，透过云海，在茫茫绿海之中，竟看到了两座茅屋。心中一阵狂喜，犹如溺水之人，看到了一块救生的木板。她不顾一切，向这块木板奋力而去。

眼看在脚下，跑起来累死马。

大林莽中，无路无沿，跌跌撞撞，她朝着那个方向爬去。爬了不知多久，爬到那山坡上，对着茅屋看了许久，就是无力下去。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她眼睛一闭，顺着山坡往下滚，滚着滚着，就失去了知觉。

睁开眼睛，身子已到了山下。周围围着几个人，一个个衣衫褴褛的样子，一看就知道是游击队。

“你是谁？”其中一个游击队员问。

她又四下看了看，确信他们是刘国兴的游击队。答：“我叫黄水秀，是白竹区委会的组织部长。”

“你认识谁呢？”

“我认识刘国兴同志。”

果然，刘国兴一会儿就来了。他招呼大家把黄长娇扶到屋里，就关心地询问情况。同志们手忙脚乱地给她熬姜汤喝，又煮了一盒山药水，还给她吃了一碗米饭。重回了人间，见到了久违的米饭，她激动得泪水长流，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介绍了一遍。

根据上级指示，为了开展深入持久的游击战争，游击队决定安排一些人到群众中去，进行党的地下工作，考虑到黄长娇重孕在身，党组织决定，把她安排在安治乡下新塘村。1935年5月，她平安地生下了一个男孩。

四

地下党的工作逐步发展，如同游击队的眼睛，在地下党组织配合下，游击队杀了十多个伪保长，打掉了几个伪联保办事处，杀了8个联保办事处主任，闹得安治乡连保长都没人敢当。

安治这一带，成为白军的“清剿”重点，一次移民并村。把许多偏僻、分散的小村的村民拆散，移并到另几个大村后，警戒更严，村民不能擅自上山，否则作通匪论处。白军蓄意把游击队困死、饿死在山上。

可还是没人敢当保长啊。联保办事处头天发的催捐公事，转了一个大圈，第二天又送回了办事处。新联保主任上窜下跳，急得抓耳挠腮。

并村后，人多村子更大，原桃阳区区委书记刘辉山，也并过来了。黄长娇假作串门，把刘辉山、罗家和等党员组织起来，成立了党支部。 与游击队保持联系。上级党组织决定：乘机派刘辉山、罗家和等同志，出头担任红色“保长”。

联保办事处的“公事”有人接了，党的地下活动更加频繁。

正是青黄不接时，游击队又没吃的了。群众家里也是瓜菜代，聚不了多少粮食。要粮，只有保仓里有。“保仓”是积谷防饥，各家各户凑的公益粮，保仓委员却大都是地主担任。明要是要不到，只能暗取。大村子人多眼杂，不敢动，小村子粮少不济事，他们瞄准了竹山坑的保仓。

那天晚上，月黑风高，竹山坑保仓突然失火，火焰熊熊，把保仓的屋梁烧塌。

翌日一早，地主刘玉洪派人向红色保长刘辉山报告：竹山坑保仓失火。

刘辉山立即派人向联保主任报告。联保主任在红色保长刘辉山陪同下，亲自带着几个兵丁前往察看。保仓只剩下四堵墙壁，屋当中余火未烬，用棍子拨一拨，烧焦的谷壳噼啪作响。

联保主任大怒，追查责任，将地主刘玉洪按“失责处理”，赔偿全部粮食。刘玉洪吓得面如土色，跪地求饶，才将赔偿额降为30担稻谷。

80担谷子，也只能解决一时之饥，却说，山上游击队又断粮半个多月，病号增多，频频送来催粮的信讯。

黄长娇是挨过饿，饿怕了的人。接到情报，十分焦急，立即召开了秘密支部会。

运送粮食，支援游击队是老话题。游击队有百十号人，粮送少了不够吃，送多了会被发现。商量了许久，有了一个办法：集体砍柴。

翌日，刘辉山带几个村民，去向驻守的白军要求：柴火烧光了，要上山砍柴。

白军一听，果然答应了。提了两个条件：一是砍的柴草，交一半给白军，因为他们也没有柴火烧了。二是要派兵“保护”大家，大家不要乱跑。

砍柴的队伍熙熙攘攘上山了。人人都带一根作扁担的竹杆，大部分群众的竹杆内部凿空了，装着大米、咸菜、白盐。

到了深山，大家分散砍柴，便把物资倒入草丛中，早已预备的缸内。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。就这样，一条秘密运输线畅通了。

时间长久，事情终于露出马脚。一次，几个村民去砍柴，有个竹杆口未塞紧，漏出了几把米，就被白军发现了。追问他们，是不是送给游击队的，并把全村人抓起来，一个个威胁拷问。问到一个妇女，鞭子、老虎凳一拍，把她的尿都吓出来了，连忙招供说：“这个事，要问黄水秀才知道。”

黄水秀被捕入狱，她寄居的人家被抄，房子被烧。作为外地人，黄水秀先前被捕过两次，因为没有什么证据，拷打一番即放了。这次，证据凿凿，插翅难逃。审问几天没有结果，由刽子手动刑，先是灌辣椒水。

又饥又渴了几天，黄水秀自小爱吃辣椒，家里只有辣椒拌饭，辣椒打汤，是个辣椒王，一看辣椒水来了，心想正好。张开喉咙，任辣椒水咕嘟咕嘟往肚子里去，一大壶辣椒水，竟只灌了个半饱，味道不错，缺点盐，跟辣椒汤也差不多。

折腾了一阵，打手们喘息着，等着看她的反映。

她却没有什么反映，连个咳嗽都没打。扭动脖子，看看地上还有一壶，便说：“再来，有本事，你给我再来一壶辣椒水。”

旁边一个小官模样的见了，气得要命，说：“再灌再灌，不信就辣不死她！”

于是，黄水秀又喝了一壶辣椒水，这下过了瘾，肚子胀胀的也有点饱。她眼睛四下瞄了瞄，没有了，不知隔壁屋里可有。说：“还有没有辣椒水，再来一壶！”

那口气，象是叫跑堂的点菜似的。

小官一听，操一条竹鞭，朝她劈头盖脸打去，打得他自己喘不过气为止。

“上，你上。”那小官满头大汗，叫刽子手动手。刽子手拿来一把点燃的蚊香，一根一根用蚊香烧她。因为她被捆得太结实，全身早已麻木，挨打，火烧，并不觉痛，所以，脸上没有痛苦。几个白军却都捂着鼻子，受不了那浓浓的人肉焦糊味。

那小官忍不住，疯了似的跳起来，握着一把大刀向黄长娇狠狠砍去。咯--刀刃卡在她左肩膀骨头上，顿时，皮开肉绽，血流如注，后来缝了30多针，刀疤达14寸长，她竟是毫无感觉，平静无碍，直至昏死过去。

严刑拷打，对她来说，简直是瞎子点灯白费蜡，倒把白军自己累得够戗。

刽子手什么人物没见过？还从没见过这种受刑者，此后，对她也懒得用刑了。

三天后，白军小官又传她过堂：“你坐过三次牢了，你的情况我们全部清楚，政府决定对你宽大为怀，既往不咎。只要你请4个保人来，今天就可以放你回去。”

“请保人，我一个外地人，去哪里请保人？”黄水秀知道，白军是想在保人问题上找突破，一口拒绝。

那小官抓了抓头皮，皱了皱眉说：“找不到就算了，那你回去吧！”

黄长娇牵着小孩回家，拐弯时一回头，后面有个人，鬼鬼祟祟，在远处一闪。夜里，屋周围老是传来狗吠，她从梦中惊醒，以为游击队来接头，悄悄潜出屋子，却又了无声息，知道白军是在放长线钓大鱼。心里十分着急，怕游击队不明真象，踏入陷井。她想：不能与刘辉山等党员联系，也不能让游击队来和自己联系。

自己的身份暴露，还在村子里搞“地下”工作不可能了。

数日后，瞅准个没人监视的机会，她抱着孩子悄悄离村，又一次投奔游击队。

游击队的处境更加艰难，经常被白军撵得像野兔一样，满山乱跑。

有一次，游击小队又被敌人追赶了一天，游击队员们没吃没喝，体质下降，眼看跑不脱了。为了掩护战友，黄长娇准备牺牲自己，提出带小孩走另外一条路引开白军。战友们死活不答应，她走哪条路，队员们也走哪条路。敌人的咋呼声时时传来，游击队有全军复灭的危险。又来到一条叉路口，黄长娇走在前面，告诉儿子来玩捉迷藏，要他向一条小路跑去。儿子信以为真，果然用力跑了过去，游击队则走向另一条山径。

矍矍矍－－儿子吹响了唯一的玩具，那个子弹壳，发出尖啸的哨音。

不由自主，黄长娇的心揪起来，泪水爬满面颊。

矍矍矍的哨音变得急促，突然，传来儿子的喊叫：“妈妈，我在这里--”

“妈妈，我在这里--”儿子的呼喊，夹杂在枪声中渐渐变得焦急，充满绝望，揪人心魄地在山谷里回响……

一钩残月，遍野寒霜，脱险的游击队员入睡了。黄长娇在月色中，磕磕撞撞原路返回，在路边一条小溪畔，她寻找到儿子的尸体。

皎皎月光下，小小尸体洗得特别白洁，可爱的儿子凝固着一脸惊愕，手中仍紧紧握着那只弹壳。

五

“西安事变”后，在项英、陈毅的领导下，瑞金游击队开始下山，与国民党当局谈判。1937年底，汀瑞游击支队在瑞金石水湾点验，改番号为“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”。后奉命开往福建省龙岩的白土，正式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3团2营。

黄长娇等不适宜随军者，又一次留在瑞金，坚持地下党的工作。实际上，她的身份早已公开，无法隐蔽，游击队开拔不久，她在武阳区再次被捕入狱。

那时，国共合作，再以“共匪”的名义治罪，摆不上桌面，何况，游击队大大方方地开往了抗日前线，也没有什么交待不交待。但天高皇帝远，乡村里抓人，从来就管不得那么多理由。

她被关押在联保主任刘立生家做工，实际上成了一名不花钱的保姆。明明的要治她，也想从中捞些小钱。

武阳区有一个姓王的农户，农闲时上山打猎，是个独臂猎人，常到圩上卖猎物。

联保主任刘立生，患有偏头痛的毛病，医生给他给了个方子，需要活猫头鹰作药引子。活猫头鹰哪那么好找，他就找王猎户帮忙。一连吃了16个活猫头鹰。他吃人家的猫头鹰，却不愿给钱。

王猎人收不钱，一点办法没有，但他不再去捕活猫头鹰总行吧。

刘主任的头痛病又犯了。只有再去求猎人帮忙，不过，当联保主任的人，自有调整情感的法门。他上门不谈猫头鹰，先给王猎人作媒。

一说到讨老婆，王猎人脸上由阴转晴，再谈下去，便有几分笑意。

王猎人年近40，终生未娶。在联保主任家，他见过王长娇，高高大大，是副很会生育的相，不免喜出往外，一口答应。那16个活猫头鹰也不要钱了，又四处张罗，倒借了一笔钱，送给刘主任作“保费”，把黄长娇保回家。

杉皮墙壁，杉皮瓦，尖尖的屋脊，倒映在水草飘舞的小溪。王猎人的家在大山深处，很美，也很穷，与世隔绝，犹如另一个世界。

黄长娇是共产党的干部，岂能随便与人作妻，一连数日不上床。后见王猎人一贫如洗，确实是受苦人，人又老实，娶妻不易。花费那么多钱财，自己跟他斗，不肯嫁他，他将终生无妻，不就害了他。天下穷人是一家，穷不帮穷谁帮穷！想来想去，只得委屈自己将就与他生活。一年后，果然生了一个女儿。

那年冬，王猎人上山打猎还债，不意，让一群饿狼围困。经过殊死搏斗，伤痕累累，逃回家中，医治无效，一命呜呼。第二年春，贫病交加，女儿也夭折了。

孤身一人，黄长娇经常以借赴圩为名，到各乡镇、县城，寻找地下党组织，党组织早被破坏，一次次希望而去，失望而归。

不久，她被另一个联保主任抓住，又卖了一回，给人作妻。一年后，又生了一个女孩，并在贫困交加中再次夭折。

1941年“皖南事变”发生，国民党掀起一个新的反共高潮。联保主任脑子一转，又把黄长娇作为共产党员抓了起来，拘在家里“服役”。

过了一个时期，国共合作的局势依然，刘主任又打主意拿黄长娇卖钱。武阳附近的人，大都知道底细，不易上当。刘立生便到偏远山区特色对象。

新圹村是武阳乡最山的村庄，有个农户名叫陈殆兴，近50岁年纪，还没闻过女人味，听说有便宜女人，就借了几十块银洋作“保费”，娶黄长娇回家。

从此，黄长娇隐姓埋名，在大山深处耕作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这期间，别说学文化，即是先前识得的字也全部忘光了。在陈殆兴家，她先后生养了三个女儿，因生活困难，二女儿抱给别人作童养媳。

六

山太高太深，隔断了天，解放的讯息隔了近一年才透进去。地方政府一直在寻找黄长娇，因其改名为王水秀，找了一年多，把她从深山里找到。党组织认为，黄长娇在对敌斗争中坚强不屈，也有人认为：她嫁给穷人是可以，但一次次按敌人的安排去嫁，也是一种妥协。属于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情调。

革命成功，唤醒了她对“红色小知”的久远梦幻。黄长娇多次要求去学习。1951年，她被派往北京，在中央党校学习二年。学习毕业，分配工作。本可留在北京，但想到一字不识的农民丈夫，3个孩子，又志愿回到瑞金。

毕业于中央党校，可算是一位“红色小知识份子”。从北京，她不仅带回来一张毕业证书，还带回来一点点属于女人的东西--半支口红，半瓶香水。爱美，这是女性本能，这本能（口红、香水）却给她带来祸事。

她担任了瑞金县副县长，主管文教卫生工作。那一阵，苏联老大哥热爱跳舞的毛病，一阵风似的传染到中国。赣州有外援项目，县里也接待外宾，就传染了热爱跳舞的毛病。当时，中国很穷，在内地，跳舞算奢侈的活动。可是，国际形象十分重要，上级要求，不但要把舞跳好，还要尽量注意仪表。黄长娇身材高挑，正好与牛高马大的外国人配对跳舞。她就涂了口红，搽了香水。舞场上飘浮着一缕缕香味，许多人经过她身边，都情不自禁作深呼吸。

大家都说香水好香，口红好红。

时过境迁，中国与苏联闹翻了，友谊变成了仇恨。大家不能拿苏联怎么样，却比赛似的，说苏联的坏话，说是最看不惯男人女人抱在一起乱扭乱跳，乱七八糟，动作与乱来的动作差不多。说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，很臭。说她是典型的“红色小资”。

“红色小资”即红色的小资产阶级。她一听，警惕起来。知道，“红色小资”搞不好会变成“白色小资”首先要保持红色本质不变。为此，特别注意严格要求自己，留下几个故事。

她40来岁，当了副县长，仍把长她20多岁，年近70的农民丈夫陈殆兴，从大山里接出来，扛着锄头尿勺种点小菜。陈殆兴是个地道的农民，长年劳作，背已有点弯曲，沟沟坎坎的皱纹，布满黝黑的老脸。二人坐、行在一起，常被人错认为父女俩，闹出不少笑话、传说。对此，她毫不在乎并且暗暗高兴，认为：革命者，就是能够委屈自己。人生在世，吃苦头不是坏事，吃亏或许是好事。

黄长娇还有个弟弟，在赣县老家种田，生活很苦，多次到瑞金探亲。黄长娇当县官，要为其安排个工作，并不是难事。但她姐弟双方都没有那样做，其弟，至今仍在赣县老家种田，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。非但是弟弟，黄长娇连自己的几个亲生女儿，也没有安排工作，到她离休后，才自己报名进县水泥厂，当了大集体编制的工人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她被打倒，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有人搜查时看见口红、香水，认为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。定她为即小资产阶级，也有人看在她没有抛弃农民丈夫，没有以权谋私的事实上，认为其没有忘本，没有腐化堕落，仍属于“红色小资”。

随着运动深入，刷颜色与命名的游戏，不断变化翻新，她由红色又转为白色，白色转为黑色，被命名为：瑞金县的三把大“黑伞”之一。成了县里招降纳叛的代表人物。每次游街示众，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、“走资派”长长的队伍，最前头往往就是三把大黑伞。

所谓的三把“黑伞”，是指县长与二个副县长，其实，这三个县长，却是一家人。

县长名叫刘辉山，也即是原地下党的区委书记，有名的“红色保长”。另一名丁副县长，也是老干部，现在二人均为黄长娇的儿女亲家。

三把大黑伞，统统关在牛棚里，既然冠以“黑帮”的头子，挨打、挨批斗也最多，伤情也最重。

一度时间，不知怎么，县里大开杀戒，突然就叫“地富反坏右”份子紧急集合，押送到绵江河畔，执行处决。一时刀光闪闪，人头落地，哭声震天，血流成河。消息传到中央，十万火急指示：刀下留人，却也杀了不少。若不及时制止，灭杀完了“地富反坏右”份子，即轮到灭杀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、“走资派”。

“红色恐怖”一阵一阵，来去不定。

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、“走资派”们，人心惶惶，朝不保夕。虽未急杀，缓“杀”却在日日进行。一面狠打成伤，一面不准服药。不知从哪里，三把大“黑伞”，找到个治伤的偏药方：吃尿。

一时间，流行吃尿。

初时，是吃童子尿。但有些伤痛吃童子尿不管用，就吃尿垢。当时，许多房子背后，楼梯下面搁置一口大缸，作为“小便处”。三把大“黑伞”，便悄悄地去倒尿垢吃。所谓尿垢，即将一缸尿水倒去，沉底的那点浓渣就是尿垢，当地人又叫“尿膏”。三个人，不知“偷”吃了多少尿垢。伤势有轻重，吃尿有多少，吃尿、吃尿膏最多的是刘辉山。

身痛、心痛交加，那是万般屈辱的服“药”。怔忡这症，由长期心中大郁不解，积压而成，一味药岂能解千般愁？无情的尿，只能加重无情之痼疾。

每每吃尿膏，堂堂的县长--刘辉山，泪水迸流，死的念头油然而生。他说：“死了算了，以死来证明自己历史的清白。”

国民党的牢房，黄长娇坐过七次，加上这次“文革”进牛棚，共计八次坐牢，这次是刑期最长的一次。身高体壮的黄长娇，可说，是在一次又一次坐牢中成熟起来，她志坚如钢，最经得打，也最看得透。面对冤屈、死亡、历史和清白，她自有见解，神情自若地说：“死，只能证明罪过。历史，是人写的，你不在了，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什么罪过都往你头上套。命长才吃得饭久，活得越久说得越久，总有一天，什么都说得清楚！”

“对，我们不能死，一死就是畏罪自杀，一起搞地下工作的同志，就更讲不清楚，要受更多苦。”刘辉山到底是“红色保长”，过去，“白色恐怖”中受的苦更少，如今承受挨打的功底不够，面对亲人，时而声泪俱下。命运让他重新补课，却也挺了过来。

挺过来了就是铁汉。

熬过“文革”最艰苦的日月，“红色小资”黄长娇离休在家，守着老街几间小屋，随儿子生活，默默度日。

七

细雨霏霏，1993年清明节前。黄长娇因心脏病住院，治疗数月，病情好转，出院。

那天，在家歇息，忽见电视屏幕，出现中央一首长追悼会。追忆逝水年华，此公丰华正茂，亦是当年熟人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，“二苏大”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，原是一块办公、开会的……别来沧海事，思罢暮天钟。

夕阳斜辉，晚风拂面，追忆悼念中，她乘一缕轻风悄悄地滑向了永远，终年84岁。

身后留下三女一子。